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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城市新冠疫情暴发“区域管控”时期，本应作为保障人民生活基本条件的城市供应系统，在突如其来的挑战面前，显得如此“脆弱”。上海作为我国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最发达、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城市疫情管控后的一周内，全市短期内竟出现物资短缺、部分地区保供体系断供等问题，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以及居民抗疫信心。那么对于上海一样的超大型城市，城市保供体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本次中智物流智库将从分析超大城市保供难点并以成都为例提出对超大城市应急保供体系的理解。
根据国务院2014年下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通知里划分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截至2020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现有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7个城市。超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系统，系统的健康运营需要多方面、多维度的保障，而超大城市保供体系作为确保系统正常运作的最后一道防线，其重要度与复杂性也不言而喻
以深圳为例，深圳人口2000多万人，据深圳市场监管局2020年数据显示，全市居民日均消耗蔬菜7300吨、水果2300吨、肉类4200吨、禽蛋490吨、水产品1500吨、口粮5480吨，其中粮油米面、蔬菜水果、肉禽蛋奶鱼95%依靠外地输入。除此之外香港居民生活必需品中，由深圳保供的占香港市场80%。
今年3月份，深圳“封城”时期，市政府要求全市20多家商超和生鲜电商的14000多个网点，按照平时存储量的3倍－5倍进行物资储备，保障居民生物物资需求。从本次应急结果来看，实在是差强人意，一方面是急时命令很难考虑到现有物流基础资源的承载能力，比如是否有空间仓储，配送运力是否足够，工作人手是否齐全；另一方面，临时性的强制要求，难免破坏企业的积极性，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既不利于应急保供效率的提升，也不利于提升社会参与度。那么，超大型城市保供体系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将以超大型城市－成都为例，谈一谈我的几点理解。
成都作为四川唯一超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2100万人，总面积约14335平方千米，管辖12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与2010年相比，成都年均人口增长约60万人，相当于一年增长一个“县”级人口。作为超大城市的成都，在物流保供方面存在“需求杂而多、网络密而广、时间长而急”的特点。
保供需求杂而多。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上涨，常住居民多样性不断丰富，特别是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消费方式、健康情况等方面。成都的保供体系除了保障居民最基本物资需求，还应尽量保障居民差异性物资需求，在满足城市2100多万人的基本物资需求下，需要丰富物资多样性，提升人民对保供体系的满意度。
保供网络密而广。成都市面积广袤，辖区众多，人口分布相对集中（高新区、龙泉驿、锦江区等），建设成都保供体系需要布局全市范围的保供网络干线与核心区域的高密度网络支线，实现物流保供体系全市覆盖，重点突出。
保供时间长而急。保供体系有着长期维护，急时响应的特点。成都需要建设“闲”时协助城市物流，“急”时保供城市物资，两个阶段功能相融，体系独立城市保供体系，降低保供运营维护成本，实现体系长期稳定运营。
1.保自身还要保周边
超大型城市作为物资的消耗方同时也是物资的供给方。成都一方面作为物资的消耗大市，另一方面保障着西南地区（贵州、云南）、西北地区（新疆、西藏）等地生活物资与商品集散分拨。在保供本地物资的同时，保障对外物流通道的通畅也是成都搭建超大城市保供体系的责任。
2.即是保供对象，又是保供资源
超大城市功能布局完善，自身资源丰富，构建城市保供体系需要统筹社会资源，化保供对象为保供资源，壮大体系建设，减轻保供压力，提高保障效率。促进市场经济参与保供体系建设能进一步激活市场活力，减少企业在特殊时期停产损失；鼓励居民参与保供体系能增强民众信心，加强节点物资派送能力。
3.源于城市物流网络，优于城市物流网络
超大城市物流体系健全，物流主体成熟，物流资源丰富，超大城市保供体系应统筹城市物流资源，提炼物流核心节点、主要线路，单独搭建城市保供网络。将超大城市保供体系“闲”时融于城市物流运行网络，参与社会分工合作；“急”时优于城市物流网络，单独成系，独立运行。
中智物流智库认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优势资源不断从周边城市向超大城市集聚，作为地区绝对经济、物资、人口资源核心，超大城市必须基于城市实际情况建立保障自身辐射周边城市的应急保供体系。因此，在《“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的指导下，政府作为应急管理工作核心领导人需要宏观引领、前瞻思考、全面布局，结合社会力量、群众基础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构建效率高、成本低、保供全、民满意的“闲急”一体化的超大城市应急保供体制。
来源：中智物流智库
